法治與德治相結合的現代意蘊
時間:2019年10月12日 來源:光明日報 關閉

  北京市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的一個鮮明特點,“就是堅持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相結合,強調法治和德治兩手抓、兩手都要硬。這既是歷史經驗的總結,也是對治國理政規律的深刻把握”。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提出,“堅持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相結合”是實現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總目標必須堅持的重要原則。“堅持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相結合”內涵豐富,對推進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建設具有重要意義。

  1、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相結合,要求現代德治運行的社會基礎是法治社會

  道德與法律是人類交往與合作得以共存共處不可或缺的行為規范體系,自國家產生后,它們始終都是國家治理的兩種重要方式。古代中國有著豐厚的德治思想,并形成了獨特的德治傳統。如荀子堅持“禮刑合用”,“明德慎罰,國家既治四海平”。董仲舒主張德本刑末,提出“教,政之本也;獄,政之末也”。傳統儒家既推崇道德的教化作用,也沒有排除刑罰的抑惡功能,這種將道德教化與刑罰措施相結合的觀念和做法,奠定了古代中國治國理政的基本理念和方式。但傳統德治實施的社會基礎是人治社會,現代德治實施的社會基礎是法治社會,二者運行的社會基礎不同,權和法的地位不同。人治社會是人的統治,人(帝王)說了算,皇權不受法律制約,法律制度是治民的工具。法治社會是法的統治,人依法而為,任何個人和組織都要受到法律的制約,無人處于法之外,無人居于法之上。進言之,傳統德治所倡導的德政和德教,是為政者權力無法律制約,僅靠道德自律向善,往往難以形成穩定的行為預期。現代德治是在法律對公權力進行約束以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框架下,即在確保法律對公權力制約的前提下強調為政者的道德修養、品德情操與社會道德教化。

  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黨把全面依法治國納入“四個全面”戰略布局,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對全面依法治國作出專題部署,推動法治建設駛入快車道。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黨領導人民制定憲法法律,黨領導人民實施憲法法律,黨自身必須在憲法法律范圍內活動。”《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指出:“任何組織和個人都必須尊重憲法法律權威,都必須在憲法法律范圍內活動,都必須依照憲法法律行使權力或權利、履行職責或義務,都不得有超越憲法法律的特權。必須維護國家法制統一、尊嚴、權威,切實保證憲法法律有效實施,絕不允許任何人以任何借口任何形式以言代法、以權壓法、徇私枉法。”一言以蔽之,在法律面前,包括執政黨在內的任何組織和個人都沒有逾越法律的特權,不存在凌駕于法律之上的特殊個體或組織。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為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相結合奠定了堅實社會基礎。

  2、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相結合,要求法律具有良善性質

  法治與德治相結合,不單是實現道德與法律功能上的互補,更強調道德對法理念、法靈魂的價值統攝性,要求在法律的立改廢釋中,堅持價值引領原則,使社會主義法律法規反映和體現社會主流價值,從源頭上減少或避免合乎法定程序但與善性相悖的立法的產生。習近平總書記明確指出,“法律法規要樹立鮮明道德導向,弘揚美德義行,立法、執法、司法都要體現社會主義道德要求,都要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貫穿其中,使社會主義法治成為良法善治”。法律不能離開或背離道德是現代法治社會的一個重要特征,即法治與德治不能分離。法治在廣義上是“法的統治”,但“法治”的本質是“良法善治”。法律制度不是現代社會特有的產物,自古有之。而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建設,不僅在于社會主義法律制度的健全完備和有效實施,更在于堅持法治與德治相結合的原則,制定出體現人民利益、反映人民愿望、維護人民權益、增進人民福祉的良善法律。為了提高立法質量,保障法律的良善性質,必須推進科學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以良法促進發展、保障善治。

  良法雖是法治的本質要求,但它不是法律的天然本性,因為立法質量總會受到主客觀多種因素的影響。如立法者由于理性能力的有限性以及社會利益關系和矛盾的復雜性所產生的認識和概括能力的局限等,致使有的法律法規未能全面反映客觀規律和人民意愿,針對性、可操作性不強。有些實在法,由于個別條款不能隨社會利益關系的變化而及時修訂或廢止,就會導致一些法律法規漸漸失去維護社會公平正義的良善性質而成為惡行的孵化器。因此,要制定出合乎正義精神和良善道德的高質量法律,需要多種條件的保障。需要立法者自身有德,能夠秉持正義原則,不為個人或集團特殊利益所羈絆;需要立法者有專業素養,能夠遵循立法程序與立法規律,科學立法;要求立法者有人民情懷,能夠洞察社會各種利益關系,制定出反映人民普遍利益與意志的法律法規。所以,我國法治建設的一項重要任務,就是制定能夠滿足人民對美好生活的需要、促進人的全面發展、有利于實現共同富裕的良法,既懲治惡行又保護人民的合法權益。應秉持正義的法理念以及合乎良善道德要求的法原則,及時制定與修訂相關法律法規,以克服不完善性和偏私性。“立善法于天下,則天下治;立善法于一國,則一國治。”真正好的法治是良法的治理,而法治與德治相結合是良法善治的基礎。

  3、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相結合,要求法律與道德協同發力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法治和德治不可分離、不可偏廢,國家治理需要法律和道德協同發力。”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相結合,要著力于發揮好法律與道德各自的獨特功能與作用,取長補短而達至相輔相成、相得益彰,最終實現法律與道德同頻共振的社會善治。德潤心,法治行,心主行。國家對社會利益關系的有效協調,需要法律與道德無縫銜接,內外兼治、剛柔相濟,以促進社會成員既有德心又有法行。

  法律與道德各自的優勢與局限是鮮明的,法律既具有規范要求的明確性、懲治的強制性、協同力的平等性與普遍性等優勢,也具有法律制定與修改的遲滯性、法律條文的封閉性、法律懲治的滯后性、法律實施的高成本性等劣勢。同樣,道德雖然具有調節的廣泛性、約束的內在性、運行的低成本性等優勢,但也有道德的弱規范性、弱強制性、評價標準的多元性等劣勢。這就預示,無論是法律還是道德,在規范社會行為、協調社會利益關系方面都不是萬能的,都不能獨立擔當維護社會秩序的重任,需要合作互濟,即調整范圍寬窄互補、規范要求高低互補、制約程度剛柔互補、約束方式自律與他律互補、干預方式滯后性與預防性互補。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法安天下,德潤人心。法律有效實施有賴于道德支持,道德踐行也離不開法律約束。”顯而易見,法治與德治相結合,根本問題在于尋求法律與道德如何有機結合而實現融通互補,以避免在現實生活中出現法律與道德的沖突。一旦法律規定與道德倡導的原則和精神相悖,就會模糊社會成員的道德價值標準,瓦解社會成員的道德信念,削弱社會成員的道德意志,引發道德混亂,加劇道德沖突。對于社會上一些違背道德的惡行,一旦道德自身難以遏制,法律就要及時給予嚴厲懲處,以實現“矯正性公正”,否則,惡行就會產生消極示范而蔓延。這無不表明,在文化多樣、價值多元的現代社會中,只有在法治框架下才能講好德治。與此同時,加強法治建設,也不能忽視道德的教化作用,要把道德要求貫徹到立法、執法、司法、守法等各環節,實現法律和道德相輔相成、法治和德治相得益彰。

  (作者:北京市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執筆:王淑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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